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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驱者:创立三纲五常的伦理学家—董仲舒
更新日期:2016-11-09 10:46:30点击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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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???? 董仲舒(前179年~前104年),汉代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汉族,汉广川郡(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)人。汉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年)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;元朔四年(前125年),任胶西王刘端国相,4年后辞职回家。此后,居家著书,朝廷每有大议,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,仍受武帝尊重。董仲舒以《公羊春秋》为依据,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、五行学说结合起来,吸收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思想,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,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,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问题,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。
  公元前134年,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。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中系统地提出了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大一统”学说和“罢黜百家,表彰六经”的主张。董仲舒认为,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,自然、人事都受制于天命,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。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,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。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一书,称:“董仲舒,广川人也。”董仲舒存世之际,既有广川国,又有广川县。司马迁所说的广川是指广川国,还是广川县呢?东汉史学家斑彪在论《史记》时称,司马迁说指应为广川县,并非广川王国。即董仲舒为广川县人。明代嘉靖《枣强县志》载:汉世,枣强广川,离合废置,本为一也。据考,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枣强县及今景县西南角与今故城县西北角。古汉之广川为今之枣强。董仲舒故里为今枣强县旧县村处。
  旧县村现隶属于河北省枣强县。是一个拥有上千人口的行政大村,村中姓氏繁多,据考百家姓其村皆有。从衡水驱车往南过肖家镇(就是电影平原枪声的发生地)到枣强县城,从县城一直往东经吉利乡便来到王常乡境内。旧县村就是王常乡的一个自然村。王常乡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地方,林秀贞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。从吉利乡到旧县村有两条路。一,吉利乡直接往东经仓房口到旧县村。二,从吉利乡往北经王常乡再往南经张站村到旧县村。旧县村人民朴实,分为前旧县和后旧县两个行政村。流淌千年的清凉江就经过这个历经沧桑的村庄。有水就有灵性,这里农工发达,风调雨顺,就是遇上天灾,也会平安而过。村民皆说受董子之福也。
旧县村原为枣强县旧治之所,后为洪水所坏。有学者称旧县非县,为一村儿,可见鼠目寸光,不知其可!现旧县村存有根据,枣强县志绘制的旧县村古城池图,可见当时繁荣。
  现在的旧县村,农业发达,工业昌盛。玻璃钢、皮毛、橡胶、印刷给这个古老的村庄带来新鲜血液,董子中学的落成更是给这个以董子故里为荣的村庄带来新的希望。
  据河北省《景县志》751页载:“大董故庄在县城西南70余里。为西汉儒学家董仲舒的出生地。有董子祠,毁于元代,明代重修。1958年又毁。现遗有《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》碑首、龟座残件等”。
 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,汉武盛世,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,政治稳定,经济繁荣,国力空前强盛,人民安居乐业。在思想文化方面,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。孝惠帝除“挟书之律”,置写书之官;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。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,纷纷再现于世间;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,也渐渐走出了山林。民安于太平,士乐于学业,于是讲学通经之士,再聚徒众,复兴儒业,儒学阵营,陡然大具。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,取悦当道,解经说义,绘声绘色。家有家风,师有师法,形形色色,粲然明备。董仲舒,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,学术自由的背景下,走上仕学之路的。 董仲舒的老家——广川,东南两面,邻近齐鲁,北靠燕代,西界三晋。自古齐鲁多儒生,燕代出方士,三晋产法家,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,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西汉初年,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:传《诗》,于鲁(今山东西部)有申培公,于齐(山东东部)为辕固生,于燕(今北京)则韩太傅(婴);传《书》,为济南伏生;传《礼》,则鲁之高堂生;传《易》,则淄川刘歆(移太常博士书》),数人才能合治一部《诗经》。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,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,形若天渊,无惭“通才”“鸿儒”之喻。
  五经之中,董仲舒最擅长的是《春秋》公羊学。《春秋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。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,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。为了避免政治迫害,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,其微言大义,只口授给弟子,并不笔之于书。孔子死后,弟子各以所闻’辗转传授,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《春秋》师说。汉代流行有五家:即公羊春秋、谷梁春秋、左氏春秋、邹氏、夹氏等。其中邹氏无师传,夹氏未有书,左氏藏于秘府,只有公羊、谷梁二传,文美义富,最先流行开来,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,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母生的首倡。 胡母生,字子都,齐人,年龄比董仲舒稍长。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,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。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:“子夏传予公羊高,高传予其子平,平传予其子地,地传予其子敢,敢传子其子寿。至景帝时,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母子都,著于竹帛。(徐彦《公羊注疏·何体序疏》引)可见,胡母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,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,结束其没有文本,口耳相传历史的人。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,有章可依,学说更加定型。同时,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,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。此外,胡母生还归纳公羊义例,著有《公羊条例》一书,使公羊学说条理化,以便学者提纲挈领,掌握要点。


  东汉末何休作《公羊解访》,就曾“依胡母生《条例》,多得其正”(何体《自序》)。胡母生还亲自传学,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。他景帝时为博士,与董仲舒同列。年老,复归教于齐,“齐之言《春秋》者多受胡母生”,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。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,《汉书》说:胡母生“与董仲舒同业,仲舒著书称其德。”有曰:“胡母子都,贱为布衣,贫为鄙夫。然而乐义好礼,正行至死。故天下尊其身,而俗慕其声。甚可荣也!”(《文馆词林》李固引,见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) 唐徐彦《公羊疏》说:“胡母生本虽以《公羊经传》传授董氏,犹自别作《条例》。”以董仲舒为胡母生的弟子。吴检斋曰:“其说但不见于淳史,疑莫能质也。” (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)检斋所疑甚是。但徐氏之言,恐依本于《汉书·儒林列传》。传曰: 胡母生字子都,齐人也。治《公羊春秋》,景帝时为博士。与董仲舒同业,仲舒著书称其德。年老,归教于齐,齐之言《春秋》者宗事之,公孙弘颇受焉。而董仲舒为江都相,自有伶。弟子送之者,兰陵褚大,东平嬴公,广川段仲,温吕步舒。 单以这段文字论,似乎胡母生的弟子有公孙弘、董仲舒、褚大、嬴公、段仲、吕步舒等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即以嬴公为胡母生弟子。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,未加区别。后人又不深考,误读其书。这里应于“而董生……”句分段,以上述胡母氏之传,以下述董仲舒之传。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,是犹承其误。
  据《史记》:“言《春秋》于齐鲁自胡毋生,于赵自董仲舒。”胡董二人同时并治,并无施受关系。司马迁《儒林列传》,先仲舒而次子都。傥仲舒曾师事子都,司马迁何容疏忽至此!又褚大诸人,《史记》明言“仲舒弟子送者:兰陵褚大,广川殷忠(《汉书》作段仲),温吕步舒。”并非胡毋生弟子。故陆德明《释文序录》曰: “汉兴,齐人胡毋生,赵人董仲舒,并治《公羊春秋》。兰陵褚大,东平嬴公,广州段仲,温吕步舒,皆仲舒弟子。”言之凿凿,不容混淆。唐晏《两汉三国学案》仍将“而董生”以下抄入胡毋传中,盖沿袭旧文,但又于董传按曰:“胡毋生、派止传公孙弘一人,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,正以流别不同耳。”则已知胡董之非师徒矣。《四库提要·公羊疏提要》考《公羊传》中有子沈子曰,子司马子曰,子女子曰,子北宫子曰。又有高子曰,鲁子曰,认为“盖皆传授之经师,不尽出于公羊子。”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,因多公羊经师也,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?又《公羊疏》引《孝经说》曰:“子夏传与公羊氏,五世乃至胡毋生,董仲舒。”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。当然,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《公羊传》著之竹帛的人,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,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。至于其他,则不可知。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,但各自的贡献不同。胡毋生笔录《公羊传》,并总结公羊例义,使其更加系统。董仲舒则在发挥《公羊传》微言大义,引经论事,甚至用《春秋》断狱,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,发明独多。统言之,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,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,但是细分起来,胡毋生限于说经,是学问家,是经师;董仲舒则长于论事,搞实用经学,是鸿儒。司马迁说:“汉兴至于五世之间,唯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。”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。胡董二人对《春秋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,都卓有贡献,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。
  博士当时是官职,初见于战国,秦继之,始皇有博士七十人,“掌通古今”,学识渊博。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;儒墨名法,甚至方技术士,都滥竽其间。秦始皇焚书坑儒,儒学博士逃难隐居,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阿谀奉承之徒。陈涉起义,许多儒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,去寻找出路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,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,成为历史上为理想而献身的名人志士。汉兴,儒生又投奔了汉朝,汉亦设博士之官,以安抚之。汉高祖曾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,初尝儒雅的美味,由于忙于剿灭“残匪”,干戈未解,未暇大兴儒教。孝惠高后之时,“公卿皆武力功臣”,不容书生分羹。文景之时,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,如《诗》有博士辕固生、韩婴,《书》有博士张生、欧阳,《春秋》则有胡毋生、董仲舒。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亦有博士。但“文帝好刑名”,“景帝不任儒”,“故诸博士具官待问,未有进者”——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,没一个受到重用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。再加之“窦太后又好黄老”,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,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。窦太后曾问《诗》博士辕固生《老子》之书,辕固生说《老子》是浅俗的“家人之言”,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“司空城旦书”(犹言刑徒之书。司空,掌建宫室及筑城。始皇焚书,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,黥为城旦。),并令固生徒斗野猪,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,才免于横死。众博士看在眼里,惧在心上,哪里有暇宏扬儒业,经世先王!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,逃之夭夭。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,韩婴出任常山太傅,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,告老归家,居教乡里。’ 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,政治上一无建树。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,他一方面广招生徒,私相传授,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。《史记》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“以百数”,而且都很出色,褚大为梁相,嬴公为谏大夫,吕步舒为丞相长史,吾丘寿王(稍后)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。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,《史记》中对董仲舒的《春秋》之学多所阐发;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《春秋》、左丘失明著《左传》事迹的鼓舞,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发愤撰著《史记》这部千古名著。另一方面,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,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,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。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、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,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,以求积极有为之效。他在待价而沽,应时而出!
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: 公元前141年,孝景帝驾崩。景帝是继文帝之后,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、与民休息之治,从而实现“文景之治”的君王。史称景帝时期,仓禀丰实,府库饶财,移风易俗,黎民淳厚,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。但是,另一方面,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,诸侯骄恣,豪强坐大,商业地主侵渔细民,割据势力业已形成;再加之四夷侵临,匈奴寇边……班固论当时形势曰:“汉兴六十余载,海内义安,府库充实,而四夷未宾,制度多阙。”(《汉书·公孙弘传赞》)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,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。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,制祸患于未发,防斯民于土崩;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,乘仓实财饶之运,大兴文教,再建武功,在足食足兵基础上,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!可是,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,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“无为之治”,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,自食其力。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,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。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,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。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,汉武帝的继位,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,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。十年磨一剑,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,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,真是千载一时,三生之幸。
  汉武帝刘彻,是景帝的中子,爱好文学,崇尚儒术,雄才大略,朝气蓬勃。他讲文治,修武功,北击匈奴,南抚百越,西通西域,东郡朝鲜。西汉帝国声威大振,号称极盛。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。《汉书》称赞说:“群士慕向,异人并出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倪宽;笃行则石建、石庆;质直则汲黯、卜式;推(荐)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;定令(制诰)则赵禹、张汤;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;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;应对则庄助、朱买臣;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;协律(调制音律)则李延年;运筹则桑弘羊;奉使则张骞、苏武;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;受遗(托孤)则霍光、金日磾;其余不可胜记!”(《公孙弘传赞》)真是人才济济,群星灿烂,“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”(同前)!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,广得异材,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,更是他求贤若渴,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。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,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、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、修儒学。据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所载,汉武帝 “立学校之官,州郡举茂才(秀才)孝廉,皆自董仲舒发(倡议)之。”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,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,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。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,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,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。于此,谁还会说儒生无用呢?此乃“无用”之大用!“无用”之妙用!
  公元前141年,汉武帝即皇帝位,次年改元建元。这位雄心勃勃、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,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、因循守旧、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,建元元年新年伊始,即“诏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: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”。这次应举者百余人,庄助为举首;公孙弘以明于《春秋》中选,为博士;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。其余学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法家之言,操苏秦、张仪纵横之说者,一概罢黜,不予录取。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,史有分歧。董仲舒对策,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(前134),《资治通鉴》载于建元元年。《汉书》所记可信。对策说“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”,从高祖元年(前206)至建元四年(前137)才七十年,若是建元元年对策,不得称“七十余”,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,可以说“七十余年”。
 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,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,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。窦太后是文帝皇后,景帝母亲,武帝祖母,她好尚黄老,憎恨儒学,菲薄五经。武帝即位,被尊为太皇太后,建元初年,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。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。事实上,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。元年夏,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,武安侯田蚡为太尉。窦、田倾向儒学,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、王臧为郎中令。赵、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,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,用“束帛加壁,安车蒲轮”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,商议明堂礼制。似乎坠给将振,”儒运当兴。赵绾一时得意,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,以便推行儒术。结果窦太后大怒,私下调查出赵绾、王臧贪污事实,责问汉武帝,武帝将二人下狱,迫令自杀谢罪。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。申公以老疾为由,旋归故里。明堂之事不了了之。整个建元时期,儒学都受压抑,在艰难中挣扎。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,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。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,适时地喊出了“罢黜百家,表彰六经”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。
  建元六年(前135年)五月,窦太后死,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。六月,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,坚冰已经打破,阻碍已经消除。‘司马迁说: “及窦太后崩,武侯田蚡为丞相,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,而公孙弘以《春秋》,白衣为天子三公,封平津侯。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!”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。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崩后,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,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。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,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。
  第一策 元光元年(前134),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,策贤良,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。汉武帝连问三策,董仲舒亦连答三章,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,史称《天人三策》(或《贤良对策》),后被班固全文收在《汉书·董仲书传》之中。
  第一策主要是“天命”和“性情”问题。汉武帝问:“三代受命,其符安在”;“灾异之变,何缘而起”;“性命之情”,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?当务之急,“何修何饬”,才能使“百姓和乐”,祥瑞普降呢? 董仲舒正告说,有天命存在,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:天人相与之际,甚可畏也!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;不知自省,又出怪异以惊惧之;尚不知变,而伤败乃至。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。国家政治有失,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;如不知道自我反省,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;如果还不知悔改,天才改变成命,使其丧邦失国。这就是“天人感应”,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,互相影响。他说王者将王天下,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,此即“受命之符”。如果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,若归父母,故天瑞应诚而至”。《尚书》记载,周之文武将兴,兵渡盟津,白鱼跃入王舟;有火覆盖在王屋上,又忽然流动,变成了红羽乌鸦。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。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,她是对美德的报答,是王者世世代代“积善累德” 的效验。孔子说“德不孤,必有邻”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?他认为这是“废德教而任刑罚”的结果。刑罚不中就生邪气,邪气积于下,怨气聚于上,上下不和,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,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,于是灾异就出现了。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,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。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,董仲舒说: 命者天之令也,性者生之质也,惰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寿或仁或鄙,陶冶而成之,不能粹美,有治乱之所生,故不齐也。 命是上天的指令,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,情是人的欲望情感。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,寿命有长有短,都是造物者(陶冶)和社会环境(治乱)作用的结果。天命无法改变,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。
  孔子说: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(向风而倒)。”因此,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,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。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。“上之化下,下之从上,犹泥之在钧,唯甄(塑造)者之所为;犹金之在熔(熔炉),唯冶(铸造)者之所铸。”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?董仲舒提出“法天”、“正始”、“教化”、“更化” 四策。法天的原理本之《春秋》。他说,稽考《春秋》之文,求王道的端绪,找到一个“正”字。《春秋》开篇即说“春王正月”,正字排在王字之后,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,春是天体运行方式,正是王的行动方式,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:王者“上承天之所为(天道),而下正其所为(人事)”。那么王者要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。天道是什么?他说: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,阴为刑;刑主杀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,而以生育养长为事;阴常居大冬,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 天道有阴阳,人间有德刑。天以阳气为主,以生养为德;人亦应以德政为生,以生成为意。可是“今废先王德教之官,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,毋乃任刑之意与”?施虐政于天下,而望德教遍于四海,岂不是南辕北辙么? 正始之意亦发自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第一篇是“鲁隐公元年”,为何谓一为元呢?他说:“一者万物之所始也,元者辞之所谓大也。谓一为元者,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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